张维迎: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| 检书105

来源:互联网

[摘要]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——有胡思乱想,那就会有创新,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,创新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,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。

本期作者:张维迎(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)

观点提要

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,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,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。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,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、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。

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制,游戏规则不透明、随时在变,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,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。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,不是 一年两年,而可能是三年、五年,甚至十年、二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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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,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,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。“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,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,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,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。”

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——有胡思乱想,那就会有创新。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,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。

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,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。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?就是靠技术的进步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; 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、技术要进步靠什么?要有分工和专业化。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……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:一个国家市场越大、分工越细,专业化程度越深,分工越细、专业化程度越深,技术进步就越快,创新就越多,劳动生产率就越高,经济就进一步增长,财富就变得越多。 人类过去的200年,甚至可以说500年,有这样一个循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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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92年,哥伦布远航发现美洲,距今已五百多年。

从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,就走向了全球化,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,分工不断地深化,技术不断地进步,财富不断地增加。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。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,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,没有微信的时候,没有微信市场;没有手机的时候,也没有手机市场。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,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。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,创新带来经济增长,财富增加,而财富怎么变成新的市场,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。

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,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将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,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,市场上已经饱和。为什么会是这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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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过剩

有两个原因,一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第一桶金——20 世纪八九十年代,甚至21世纪初的时候,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。那时候,“低垂的果实”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——我们叫山寨——就可以赚钱,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。

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。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?相对而言,套利风险不那么大,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,我们只要敢冒险,就可以下海,就可以赚钱。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,看到没有的东西、谁都看不到的东西。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,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。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、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,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。

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:刮胡刀。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:吉列。100 多年前,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。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,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:他经常刮胡子,动不动就刮破了。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?所谓安全,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,所谓便宜,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,我不需要再去磨了。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,这些人都说,No,这是不可能的,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,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。但吉列就是不相信,他孜孜不倦地追求,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,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。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。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,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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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特改良的蒸汽机

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,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,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。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,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、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。这里更重要的是像《大停滞?》作者泰勒•考恩教授讲的:法治,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,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,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,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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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经济学家泰勒·考恩的著作 《大停滞?》,指出停滞并不只是资源耗尽,而是原生创新与应用创新之间无法连接。

为此,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,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。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,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、我们的学者,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,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。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——所谓“新”, 就是与众不同,所谓“新”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。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,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。

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——有胡思乱想,那就会有创新,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,创新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。从中国历史上讲,什么时候有创新?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,20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, 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。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 ? 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,而且如果没有1978 年的思想解放,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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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对自由的思想空气有助于创新

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。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,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。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,我 们在座这么多聪明的人圈起来不跟外面竞争,用不了一代人之后我们就不存在了,我们规模太小了。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的话创新的速度就越快。中国人占世界大约20%的人口,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?有20%吗?但我们历史上有过,历史上有好多的创新,但在近现代,我们连2%、甚至1%都不到。按道理说中国要占到世界20%的人口,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%左右。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。

我想用一下泰勒•考恩教授说的比喻: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?我们采集了大量的“低垂的果实”,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,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。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。

(作者:张维迎;编辑:胡子华;图片来自网络。)

图书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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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创新驱动中国》,钱颖一等著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6.8

《创新驱动中国》一书是两年来“创新学”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。内容涉及科技创新、管理创新、制度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,以及创新人才培养、地方创新实践成果总结、相关行业创新经验分享等方方面面。所有文章都出自国内外顶尖学者和相关领域的权威,诸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、央行行长周小川、平安银行行长邵平、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•施瓦布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、智蹼动力创始人李文、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等。无论来自创新实践一线、学术研究领域,还是政策制定机构,人们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。

作者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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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迎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,北大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,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,在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,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。参与北大国发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立,是六位联合创始人之一,也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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